在国际经济再平衡中立足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一、中国经济的“三高”增长模式与内需不足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带动的政策刺激促使大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出现V型复苏。但是两年之后，政策刺激的效果逐渐趋弱，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回归常态化的同时，大陆经济也面临挑战。在危机之前曾经困扰大陆经济发展、但却被刺激政策所一度缓冲和掩盖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需要重新受到关注。

中国大陆在工业化初期曾经采取了倾向重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在特定的人口结构下，这导致国民储蓄迅速提高。加之人口抚养比在1980年以后持续下降，总生产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中国大陆消费占GDP的比重日趋下降。而高储蓄带来的低资金价格使得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的“三高发展模式”推动大陆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

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低企的利率政策导致了财富分配向资本的倾斜，同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也压低了劳动力报酬，这最终导致了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表现为资本收益占比过高，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由于消费的最终驱动力来源于收入增长，这一分配格局极大地弱化了消费需求。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也不利于内需拉动。由于资源配置向可贸易部门的不断倾向，导致不可贸易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吸纳劳动力，促进消费升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过分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对扩大内需产生了抑制作用。

中国大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曾经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被作为东亚奇迹和外向型经济成功发展的典范和代表。但是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和中国大陆自身要素情况的变化，上述增长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以此带动经济转型，是其他经济体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亟待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了中国大陆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一增长的动力在2004年之后开始弱化。诸多证据证明，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预计也将在2013年前后关闭，而库兹涅茨拐点也可能即将来临，三大拐点的到来将改变中国大陆的禀赋优势，从而为扩大内需，促进中国大陆的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的转换提供条件。

（一）人口因素为扩大内需提供了必要条件

1.刘易斯拐点将拉动农村消费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为中国大陆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提升缓慢，而企业利润则出现大幅上升，财富分配倾向于资本，劳动力报酬较低极大抑制了其消费意愿，导致中国大陆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长期面临内需不足困扰。 

但是诸多证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可能已经于2004年前后结束。虽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还存在诸多分歧，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和工资上涨已经成为长期趋势。刘易斯拐点的越过，将从两个方面给中国大陆经济扩大内需，促进转型带来机会。 

一是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大幅提升将带动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边际消费倾向高，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所能带来的消费增长将快于城镇居民。二是刘易斯拐点越过将逐步改变中国大陆的要素禀赋。目前中国大陆制造业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必将导致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日渐丧失，这将倒逼中国大陆出口部门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

2. 人口因素转换带来消费兴起机会 

根据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以及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大陆高自然增长率，高人口存量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中国大陆面临的情况是人口增速持续低于预期，老龄化程度持续高于预期，老龄化速度加快与后续劳动力不足并存。人口结构的这一重大改变将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后续增长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是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下降必将抬升劳动力报酬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人为压低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收益，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必将面临转换。劳动力总量供给的稀缺叠加刘易斯拐点带来的低端劳动力结构性不足，也将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出口产业受到冲击，内需替代将是必由之路。 

第二是劳动力报酬提升和老龄化程度加深有利于促进消费兴起。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工作年龄人口往往倾向于多储蓄少消费，而老年人口则完全消耗储蓄进行消费。因此一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提升消费需求。加之老龄化人口对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需求的大幅提升，必将引致生产更倾向于满足内部需求，从而促进经济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换。 

3. 库兹涅茨拐点顺利到来提供内需扩大契机 

中国大陆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人均GDP在3255到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经进入这一行列。历史证据表明，正是在这一收入水平上，不同经济体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拉美国家在较早摆脱贫困陷阱后就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诸多因素能够对这一阶段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分化做出解释，但是收入分配状况无疑是影响这一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由逐步扩大到逐渐缩小的拐点则是库兹涅茨拐点。 

当经济无法迈过这一拐点时，收入将陷入停滞，扩大内需无从谈起。目前中国大陆仍然处于库兹涅茨拐点的左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但是2004年以后，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放缓。中国大陆城乡收入和支出差距在2003年以后逐渐缩小。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增速差距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2006年之后趋于收敛。人口因素为中国顺利跨越库兹涅茨提供了机会。 

总之，从大陆内部形势看，中国大陆内部人口因素的转变已经为中国推行扩大内需问题，促进结构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而从外部形势看，主要经济体在危机后缺乏新的增长点，国内需求不振导致外需疲软，也使得中国扩大内需，促进转型不得不为。

（二）外需不振倒逼中国经济主要增长动力转向内部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政府相继推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受此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相继实现了经济复苏。但是目前，伴随着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渐弱化，欧美经济亟需通过内生性力量获得增长。然而危机过后，欧美经济尚未形成新的增长点，因此中短期来看需求恢复尚需时日；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欧美各国在危机过后开始逐渐反思之前的发展模式，过度依赖金融输出、忽视传统制造业、高杠杆的超前消费等情况在未来可能改变，这将使得中国出口在长期来看面临持续的压力。

三、扩大内需，促进转型-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发力 

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正在缓慢减弱，而以消费为驱动力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蓄势建立。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政策还需持续发力。一般来说，货币政策重在总量调节，而财政政策则重在结构调整，更具有针对性、节奏性和灵活性。扩大内需实质上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有效的扩大内需有利于解决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纠正内需和外需的“错位”，也有利于弥补区域之间的差距。

总体上，在当前通胀水平高企不下的经济形势之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顺利转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仅在规模上需要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方向上实现转变，最终建立一个内需拉动型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加大消费性投资力度，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提供完善的基础条件；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充分财政职能作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民扩大消费的能力；第三，积极财政政策还应大力支持、鼓励和培育民营经济，通过鼓励创新和减税的方式壮大民营经济，既能有效拉动内需，还能够实质性的提供就业岗位，增加人们收入；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应注重分配公平，这也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和内容。

文章来源：巴曙松研究员著，节选自《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与中国金融政策》2010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