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范围排查P2P先从这里“开刀”？

文/邝新华

2006年9月8日，外汇管理局一纸《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堵上了仰融踏出来的造壳上市之路。2007年7月，华晨控股决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仰融3年的策划留给中国金融界的遗产所剩不多了。

仰融与及其大策划

1991年，东欧与苏联的动荡更显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那一年的11月9日，《深圳特区报》以大幅版面刊登11家新股上市的300个发售点地址，人们带着小板凳蜂拥而至，每个点都有几千人。其场面之壮观只有十几年后的购房大军可以媲美。

1992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书摊主们惊讶地发现，书市上的20多种股票书籍成了畅销书。来一批清一批，卖完了还有人点名要。更有财大气粗的个体户二话不说，但凡跟股票有关的都买了一本。

当这一轮的股市风潮从深圳、上海传递到北京时，已经有很多人从股票市场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从事更高级的资本运作了。仰融就是其中一个。生长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一个普通家庭的仰融做过厨师，承包过小商店，在外贸公司上过班，后来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仰融早年曾出入上海东湖宾馆——中国股市第一批炒家杨百万等庄家出没之地，挣了第一桶金。十多年后，当杨百万还在销售他的炒股成功学时，仰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汽车业和金融业进程的人物。这也许就是一个工人和一个经济学博士对人生的不同选择。

1989年之后，中国面临外资撤退乃至封锁之局面。为了打开此局面，上至庙堂之高，下处江湖之远，都在寻求新资本通路。这也成了仰融成功的根本因素。

那一年，仰融是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在盘算一个计划：包装一家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为此，他找过时任四通集团副总裁的段永基、找过时任联想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柳传志，跟他们大谈利用外资、中国企业国际化、以资金撬动企业发展的构想。结果被人认为有行骗之嫌而反应冷淡。

直到当时任职中国人民银行的马蔚华把沈阳金杯汽车总经理赵希友介绍给仰融，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想法才开始改变一个老革命家及其企业的命运。仰融说很感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谁能像赵希友那样理解我的苦衷，理解中国企业需要什么。”

赵希友是一个改革先锋。1988年上交所还没成立，赵希友就将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公司。但历时一年有余却响应寥寥，公司甚至曾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为此，赵希友进京写了一周的检查，并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把股票贴到红墙上卖，是因为股票卖不出去。这时金杯汽车的领导们想到了，美国是最有钱的地方，“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供我们使用呢？这对国家、对企业都是很有好处的呀。”赵希友决定把金杯汽车当时的一个项目——引进丰田技术生产的金杯海狮面包车——包装至海外上市。据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的回忆，这是金杯汽车当时唯一赚钱的项目。

1989年，仰融与赵希友走到了一起，在此后的三年，他们联手杀出了一条新的引进外资的血路。

过五关斩六将

1991年夏天，牟其中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来4架苏制图-154飞机，并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1个亿。仰融与赵希友的策划要比这个难得多，但仰融的运气跟牟其中一样好。1992年１月，邓小平南巡谈话时指出：证券、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仰融与赵希友把沈阳金杯汽车一个项目剥离出来成立合资公司——金杯客车。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华晨控股”买下金杯客车40%的股份，中方股东为沈阳金杯汽车，占股本40％的华晨属于外资公司。

即使是今天，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仍然没有放开。在那个年代，虽然还没有证监会，但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那是一件国家大事。在开始操作之前，赵希友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审查。知情人士透露，最后得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复，这事才算定下来。

仰融的方案是，以百慕大这家控股公司为主体到纽约申请上市，但律师团马上因没有先例而表示反对。仰融不甘心，他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国荣通过安达信美国总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构不曾出现，所以没有法规对其进行限制，而没有禁止，就视同可行。

一切都顺风顺水。1991年下半年，国家领导接见了金杯赴美上市项目组。

然而1992年上市却遇到了些麻烦，纽约证交所要求上市公司须控股准备上市项目50%以上；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该公司不应当由国有控股。

为此，仰融安排了一次换股，将华晨控股比例从40%扩大到51%，金杯汽车再也不控股金杯客车。后来李肃受金杯汽车的委托，要追回这个唯一赚钱的项目。结果是把其他不赚钱的资产一块卖给了华晨。

1992年5月，华博财务公司先后出资100万港币、300万人民币，连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10万元拨款作为资本金，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6月，该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控股有限公司（CBA），并由CBA拥有金杯客车51%的股份。这样，华晨控股的资产就“划入”了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中去。

在1992年6月20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一份文件显示，沈阳金杯的上市是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

大局已定，9月中旬工作组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提交了注册申请书。但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律师、会计师费用，并不一定能挣回来。此后，赵希友和承销商在美国、英国、瑞士3个国家共17个城市作了36场演讲。媒体形容，“赵老可谓呕心沥血。”

第一笔圈来的美元

1992年9月18日，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批准华晨汽车上市。仰融提出希望能在10月1日挂牌，机构咨询者表示反对，觉得这是中国的国庆节，对西方来说太敏感。他们向仰融建议放在10月10日，双数吉利。仰融立即举双手反对，“这是国民党的双十节，绝对不行”。最后时间定在了9日，离十四大召开还差3天。有西方人士将华晨汽车评为政治指数股，并问仰融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仰融不置可否，只是说，“华晨汽车的上市给十四大放了国际卫星”。

1992年，美国刚结束了一轮经济消退，世界经济并不景气，就在华晨上市4天之前的10月5日，西欧金融市场暴跌，巴黎更是创下4.3%的一年来最大跌幅。

虽然交了钱，还跑了很多地方，但美国人愿意把钱投到中国吗？事实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让热钱们到处寻找出路。据华晨的副承销商美国美林证券公司的陈忠进称，截止到华晨上市前一天，订购量已经超过发生量的十多倍。这在当时美国新股上市是“甚为罕见”的。

再翻阅当时的报刊，这个历史时刻只能在创刊不久的《证券市场》周刊1992年10月11日期的头版看到一条消息，标题为“华晨公司正赴纽约挂牌，股价上扬引来碧眼秋波”。

“当”的一声锣响，华晨上市了。30分钟后，股价便由16美元的发行价涨到20美元，涨幅达25%。那一天，道琼斯指数下降36.75点。收于24.75美元的华晨“高居纽约证交所当天股票表现排行第一名”，筹集6770万美元。

承销华晨股票的总干事，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位董事称：“人们买中国企业的股票，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美国注册经济分析协会总裁说：华晨的成功无疑为其他中国企业开辟了一条股票国际化的道路。

美国人是有预见的，这条上市路径日后被称写进了国际经济学的教材，并命名为“造壳上市”。而对于仰融来说，这些钱解决的是更多的现实问题。

1993年，海南地产泡沫破裂，接下来的两年，中央银行银根收紧。但金杯客车仍然顺利地引进了丰田海狮第四代生产线，安然渡过了那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若干年后，仰融以70亿元的身家被美国某权威媒体评为中国第三富豪。

这笔巨额美元的“入境”，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直到后来华晨在美国上市的推荐人来华访问，江泽民会见客人后，当面称赞赵希友：“你们接通了中国与国际金融渠道的一条管子！”

万科的王石认为仰融是一个胡雪岩型的商人，“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同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经营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但过于接近政府，却最终使仰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假外资”与造壳上市之路

1992年1月11日，总理李鹏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中提出那一年的改革重点是“转换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要把企业推向市场。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承包经济责任制”。人们在讨论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汽车，什么时候电脑才能进我家。那一年，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引起全球轰动，“浪漫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第一次到访中国。

也是在那一年，宗庆后的娃哈哈以“小鱼吃大鱼”的方式吞并杭州罐头厂；牛根生担任内蒙古伊利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李金元在油田、塑料和饲料行业工作了14年之后，创办天狮集团；孙宏斌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的情况下，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若干年后，他们都要经历通过资本运作把企业做大的过程。

也在那段时间，一些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人，已经开始到汽车并不普及的中国来进行资本运作。一个经受了三年文化大革命和一年山西农村插队洗礼的印尼富豪之子黄鸿年来到中国。黄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杭州橡胶厂50%以上的股份，并将该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037亿美元。

华晨上市的成功，也给仰融带来了相当的激励，他试图把更多的上市公司运作到海外上市，但未能续写传奇。由于后来赵希友的金杯汽车与华晨产生了纠纷，管理层把国企变成“假外资”造壳上市的路封住了。1992年10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京成立。